马立诚：文革是民粹大爆发 有其历史必然性

行者

马立诚：文革是民粹大爆发 有其历史必然性


尽管中共的官方定性已十分明了，《人民日报》5月17日的评论也指出决不允许“文革”错误重演，但是文革的幽灵至今仍然在纠缠着中国人。当下谈及文革，可以看到两个撕裂的阵营，激辩之中均绕不开文革发起者毛泽东，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的马立诚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表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有权斗的因素，但是以此来解释文革过于狭隘，以百年中国史来看，文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文革根植于中国土壤

在中国，有三年文革论，也有十年文革论，但无论如何，都很难孤立地看待这段“救亡图存”的艰难岁月。马立诚提出了一个探讨文革的角度，就是将文革与中国历史联系起来，而不是将这十年切割来看。可以说，文革是民粹主义大爆发，它与义和团运动、1920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比如，义和团运动是排外的、反对工业的，反对知识分子的——凡是戴眼镜的人都要杀掉。文革中的种种做法也是源于湖南农民运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赞扬了一种“痞子”，表示“痞子运动好”。马立诚指出，文革时期便有人贴出了相同的口号，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成为红卫兵们使用的“武器”，在这种非法制的暴力下，发生了诸多类似北京大兴屠杀地主富农的事件。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文革的口号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苏修”。红卫兵们想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农民，他们把生活的美国、法国、台湾地区的人都看做是受苦受难的人。在马立诚看来，这等同于是向世界宣战。这种对于世界形势的估计是完全颠倒的，这种强烈的排外心理是狭隘的，是从农业文化中生产出来的。在清末，中国是否修建铁路受到了巨大争议。当时反对建铁路的理据之一便是土地的震动会破坏老祖宗的安宁，破坏风水。中国过去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里爆发的民粹主义，是反对工业化的。

马立诚指出，以百年中国史来看，文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中国大地上的根脉，最后表现为文革。毛泽东固然要负很大的责任，但它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要清楚的是，这与那么多拥护他，拥护文革，誓与他一起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人是脱不开干系的。

这是红彤彤的新世界是什么？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给出了答案，实际上就是取消社会分工，打造原始公社的一种平均主义的生活状态，在五七指示中也从来不谈生产力，科技创造发明，财富分配。也没有商品经济，而是企图把中国打造成为一个如马铃薯般存在着的原始公社状态。每一个马铃薯里的人，都有一个任务就是批判资产阶级。马立诚这一图景过于理性化，毛泽东希望把城里人赶到乡下去，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一种反动的乌托邦，所以文革中产生了逆城市化的现象。

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民粹主义，仇富思潮很严重。“杀了富人穷人就能好吗，中国就能好吗？杀了富人就能推动中国科学技术浪潮般的发展吗？”在马立诚看来，这个现象时很荒唐的，整个社会的发展还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教育水平的更新与提升。所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去教怎么样杀富人，是全然错误的。这种仇恨富人、官员、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始终没有离开过。从这个角度看，只用权斗因素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有点太狭窄了。文革根植于中国土壤，它是一个反现代的、民粹主义大爆发。

大乱永远不能达到大治


1966年7月8日，在武汉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讲了他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这是毛泽东对怎样看待“乱”的问题的重要观点。

马立诚完全否定了从大乱到大治的可能性。从两方面来看，在当时的中国国情下，毛泽东提出“文革要过个七八年再来一次”，这意味这毛要的是永远的大乱。因为毛非常讨厌富裕，富则修，穷则思变，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在毛泽东看来，贫穷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贫穷，这样的循环是达不到达到不了大治的。

另外，从文革时期的国际背景来看，中国不应该反修。毛泽东非常害怕“私”字，他要求每个人要在“灵魂深处拼刺刀，狠斗私字一闪念”，一个领袖一个政治家将此作为追求的目标是与人类进步相反的，这是他的错误。被毛泽东视作修正主义的，其实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出现了私营经济，但中国现在私营经济的比重，远远超过苏联当时被称为修正主义时期私营经济的比重。其二是认为夺取政权也可以通过和平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

文革的历史惯性

文革是具有历史惯性的，文革的毒素是融进中国人血液的，在今天能在很多层面看到文革的痕迹，马立诚认为这是文革卷土重来的一个基础。思想文化层面多有体现，互联网的文章粗暴、无礼、咒骂、下流、低俗，这样一种文风语言，就是文革。马立诚强调，文革的反思非常不够，经常遇到非常多的阻力，使得中国人很难从自己的痛彻的教训里改弦更张，从中照见自己的面目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半明不白，似是而非的环境里，文革的基因仍在传播着。

“如何反思文革？”、“为什么能够被发动起来？”、“文革当中的各种复杂多变的形势及其原因”等等话题，都应该允许人们讨论和发表文章，举行研讨会。马立诚表示，他是比较支持巴金提出建立文革纪念馆的提议的。文革是一个负面资产，所有国家历史上都有负面资产，这就要看这个负面资产怎么利用，以至于能够成为新的社会进步的推动。应该从中总结很多丰富的、有利于民族发展繁荣昌盛的因素来。

“可惜，现在空间被压缩得非常小，所以就很难有效地利用这些负面资产。”马立诚表示，我们好像白交了很多学费，耽误了很多经济发展的机会，却从没有从中总结出对民族发展有利的东西。对于文革的研究，有很多正面的作用，可以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假如我们不能从文革当中吸取必要的教训，那么类似的事情还会有可能重演。文革发生在中国，现在很多研究的主要场所因为敏感却设在境外，这种模式应该终结了。


(孟川 甄言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