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遭遇大决战

行者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遭遇大决战


经济一直以来是中国社会各界最富争议、讨论最为激烈的领域。在目前经济艰难转型时期更是如此。针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甚至中央高层官员也各持己见，并发表不同看法。面对当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素有“习近平经济顾问”的刘鹤近日在浙江调研时表示，中国渡过结构调整这个关口，要靠改革、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他并且强调，中国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加快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十分光明。

与刘鹤等乐观派的观点相反，以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为首的一批“实战官员”，针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势所持观点则趋于“客观”。不久前，楼继伟在出席清华大学论坛时，曾指出中国未来有50%可能陷入中等陷阱，虽然此番言论随之遭到社会各方炮轰，但同时也引起国内学界对此的争论和探索。9月9日，中国著名财经专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通过自己博客发表一篇题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在哪里》的文章。并被官方媒体广为流传。

贾康认为，中国现阶段发展面临不可忽略的时代元素与不可回避的基本国情。产业革命加速更迭带来的“紧迫压力”、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制约、人口基数与教育结构的挑战、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制度变革探索的成败等方面，都是中国谨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赶超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和现实问题。

在文章中，他通过回顾西方工业革命的历程，并结合中国现实环境指出，中国若不能经过以重化工业为主要支撑的压缩型—密集式外延、粗放发展模式而较快进入集约式增长的“升级版”，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势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若积极转变发展模式，则势必要经历十分艰难痛苦的转型期，并且要以技术超越和制度变革的成功为基础（技术创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制度变革激发管理创新推动资本有效积累）。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于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的，指得是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学者们把世界中等水平具体量化为6000-8000美元区间，如果一个国家在其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后，经济增速显著下降，迟迟突破不了这个区间，或者时有反复，就称落入了这个陷阱。

笔者曾在文章中提到过，自工业革命以来，能够真正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行列的国家并不多。例如欧美主要得益于先发优势（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占有现代化先机（蒸汽机的发明和以纺织业为起点的机械化生产），更兼有殖民条件。而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国家，除借助政治和文化制度变革之外，也受益于冷战的红利。作为拉美阿根廷、墨西哥、亚洲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则经常被看作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本质上来说，这得益于人口红利的释放和政府对要素资源的系统化配置，也就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虽然从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代价却是要素资源和环境的空前损耗，并且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成为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特征。另外，无论从科技创新、以品牌和技术为依托的产品核心竞争力方面，相比西方（乃至日本）中国明显处于劣势。为何？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文化和教育层面的缺失上。


国家之间经济的竞争，从本质上来说，是生活在不同文化和制度下人的竞争。教育从中发挥无与伦比的核心作用。什么叫做教育？并非单纯的读书识字（并掌握一技之长），而是开发人们的想象力，培养人们理性的思维逻辑。兴趣和质疑精神是培养理性思维的第一导向。只有让思维超越自身的局限，并插上会飞的翅膀自我翱翔，才是教育的真正本质。美国之所以能够产生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一大批精英群体，原因在于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家庭环境熏陶）。而这与中国式填鸭式教育有着本质不同。

可以说，正是具有理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群体，构成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核心力量。例如亨利福特，被誉为上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因为他通过流水线作业，有效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让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被人们称作“为美国装上轮子的人”。再比如乔布斯和他的团队，通过“活着就是改变世界”的理念，以一场苹果科技革命的方式，将人们引领进掌上智能终端时代。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完全依赖于想象力推动下的创新行为。这也构成中国目前很多企业的短板（体制的依附、市场环境的缺失、尤其是想象力的匮乏）。

如何重塑中国教育模式，让下一代告别填鸭式教育，如何完善市场经济框架，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群体，是中国政府接下来需要考虑的要务。也是助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腾飞的所必须经历的路径。毕竟，在未来智能化工业时代，人的知、技术尤其是想象力，构成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