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主导南京大屠杀的魔头松井石根

行者

揭秘主导南京大屠杀的魔头松井石根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1873年出生于旧尾张藩武士家庭的松井石根（Iwane Matsui），从小就表示出了对战争和搏杀的强烈兴趣，而且力求完美。早坂隆（Long long ban）在《松井石根与南京事件的真实》(文艺春秋社出版，2011年)中写道，少年时代的松井石根虽然个子矮、身子弱，但学校里的“骑马战”却是他的最爱。他总是一马当先，力争第一个冲入敌阵，把对方杀得片甲不留。考试测验时，如果不能一口气得出答案，松井石根就会把前面的解答全部擦掉从头再来，绝不会中途做起。他最讨厌的就是“暧昧”。

学霸级的“战争儿童”

喜好杀戮、坚决彻底的性格，贯穿了松井石根整个戎马生涯。这或许也是他要么不杀，要么举起屠刀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松井石根不仅凶猛，学习成绩也很不错。他是当时日本军界公认的“学霸中的学霸”。1897年11月，松井石根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06年又以日本陆军大学校前五名的成绩毕业，获得了日本天皇赐予的军刀，跻身“恩赐军刀组”的精英队伍。

不要以为松井石根只是一个“书呆子”，他不喜欢纸上谈兵，更喜欢实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还在陆军大学校就读的松井石根毅然中断学业，随日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与俄军作战。在超过10万人参加的辽阳会战中，松井石根率领中队冲到最前面，几乎被俄军全歼。“噗”的一声，他的大腿也被枪弹洞穿了。但是，他仔细观察战场形势随机应变，最后硬是一拐一拐地拖着那条伤腿活了下来。这场战斗后，松井石根获得勋章，并回国继续就读陆军大学校。名列前茅的成绩加上战功，松井石根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等生”。

拿蒋介石当日本“棋子”

20世纪20年代，日本掀起了一股“大亚细亚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由日本的“间谍之父”提出，主张日本、中国及亚洲的团结，共同对抗欧美。松井石根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推进者。在陆军大学校，他选择中文作为第一外语，对中国的社会、地理、历史有了全方位的了解，尤其精通古诗文和书法。

1907年，在松井石根的强烈要求下，他被陆军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工作。腐朽不堪的清政府，表面上对哪个列强都是言听计从，有意在列强之间酿造制衡性矛盾。这样的政府，显然不适合做日本掠取在华最大利益的“亚洲小伙伴”。松井石根开始有意结交中国当时的“反政府分子”，希望扶助他们上台后压制欧美列强，完全向“同文同种”的日本人靠拢。

很快，松井石根就与孙中山、陈其美等“革命大佬”成为好朋友。一个跟在陈其美屁股后面的小兄弟，引起了松井石根的强烈兴趣。他就是后来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

从相识的那一刻起，松井石根就认定蒋介石是一支还未上市的“超强潜力股”，将是日本维护、扩大在华利益的最佳代言人。松井石根决定在“小蒋”身上下重注。


同为南京大屠杀战犯的谷寿夫被押赴刑场


田原总一郎（Tahara Ichiro）在《日本近现代史的背后主角》(PHP研究所出版，2013年)中对此有过叙述：1927年9月，由于国民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蒋介石宣布下野，跑到日本去寻求支持。在各界都不看好蒋介石的情况下，时任日本陆军总参谋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的松井石根在关键时刻“烧冷灶”。他安顿蒋介石在日本的生活，并四处游说，利用自己各方面的关系，让蒋介石见到了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Tanaka Yoshihito）。蒋介石与田中义一达成了三点基本协议：第一，稳定南方局势后再行北伐；第二，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第三，日本全力助蒋。蒋介石怀着对松井石根的感激之情回到南京，在日本的经济和军事支持下重掌南京国民政府。

而在蒋介石前途不明的时候，“讲义气够哥们”的松井石根也与南京政府军政要人建立了密切关系，想着进一步扩大日本在华殖民利益，将欧美列强排挤出中国。可是，松井石根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没有打响。日本军部的少壮派不喜欢这种慢吞吞的节奏，他们决定快速搞定中国。

1928年5月3日，日本军队突然大举向山东济南进攻，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同年6月4日，东北军阀张作霖又被日本军部少壮派炸死，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田中义一等人早就把鸡蛋放在了两个篮子里，既扶植东北军阀，又为蒋介石提供暗中支持，而军部的少壮派们一下就打破了两个鸡蛋。

怒不可遏的松井石根要求严惩首犯河本大作（Kawamoto Oku），为此被日本年轻军官们视为“老顽固”。而最后的结果，简直让松井石根吐血。不问青红皂白的昭和（Showa）天皇将板子打到了田中义一的屁股上，干脆让整个内阁下岗。从此，日本军界的年轻“暴走族”们，连刹车都没了。

而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因为日本的激进行动，开始对日本失去信任。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后，蒋介石愤怒了。而就在当年，松井石根作为日本全权代表参加了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会上，他看到中日代表进行激烈争论，而白人则宛如裁判一般从中“调解”，这更加坚定了他推动日本统治亚洲的决心。

发动恐怖大屠杀“威慑”中国

从日军踏入南京城的那一刻起，松井石根认为狠狠“教训”城内军民的时候就到了。他采取的手段就是把南京城当作小时候做错的考卷，擦得干干净净！在松井石根眼中，这可不是什么泄私愤，而是以恐怖的大屠杀威慑中国“反省”，恐吓中国其它城市，减少进攻阻力，属于“战略需要”。

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其战略策略不仅包括以强大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击败与歼灭中国军队，显示其不可战胜的“武威”，还包括在战后对拒不乞降、敢于抵抗的中国军民实行严厉的“膺惩”：中世纪式的屠城与烧杀淫掠，两者结合充分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曾做出这样的分析与判断：“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以为报复，这就是日方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过，其中最坏的例证就是1937年12 月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

早在1937年8月，当松井石根受命率军离开东京前往中国前，就向昭和天皇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在日军的武力进攻面前不肯求和乞降，继续“坚持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那就“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而所谓的代价，就是遭到日军的严厉“膺惩”：疯狂的大屠杀。

1937年10月8日，松井石根还在上海发表声明，对不肯屈服、正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发出杀气腾腾的威胁：“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十多万日军烧、杀、淫、掠的“恐怖嗜血之剑”完全出鞘了。日军首先把屠杀指向那些被俘的中国军队的伤病员与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官兵。

12月15日，松井石根通过“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发出指令：“两军在各自警备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所谓“扫荡”，就是屠杀的代名词。12月18日松井石根在南京“巡视”期间，又命令：“混杂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所谓“纪律肃正”，也是指屠杀。

1947年3月10日，南京政府国防部组织的“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军事法庭”公布了松井石根的“扫荡肃正”结果：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集体屠杀共有28案，屠杀19万多人；零星屠杀有858案，屠杀约15万人。总计日军屠杀中国战俘与难民达30余万人。

1937年12月20日，松井石根在“巡视”南京时，自己就亲眼看到下关江边尸横遍野的惨景。他在阵中日记中写道：“午前10时出发，视察挹江门附近及下关。此附近仍狼藉不堪，尸横蔽野，亟待今后清理。”

松井石根在指挥日军进行持续多日的血腥大屠杀外，还进行疯狂的抢劫、奸淫、焚烧等，以加强恐怖威慑的力度。日军在侵占南京后所疯狂进行的烧、杀、淫、掠等战争暴行，使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

为了进一步对中国进行战争恫吓与恐怖威慑，松井石根在日军攻占南京后仅四天的12月17日，在日军正对南京进行屠城的高潮中，急不可耐地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占领南京的“入城式”。下午2时30分，在国民政府大楼前的院子里，日军举行了有陆海军高级指挥官参加的“入城典礼”。

12月18日下午，举着屠刀的日本陆、海军又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所谓“忠灵祭”：祭奠阵亡的日军官兵。松井石根任祭主，宣读祭文。这天早晨，松井石根还写下了一首题为《奉祝攻克南京》的所谓“挽诗”：灿矣旭旗紫金城，江南风色愈清清。貔貅百万旌旗肃，仰见皇威耀八纮。

这种“挽诗”哪里感觉到半点哀悼的意思，分明是炫耀与吹嘘日军攻克南京的“赫赫战功”、日本霸占世界的巨大野心。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贝德士将松井石根所实施的政策，称作“军事恐怖主义”。

1938年2月10日，从东京突然到来的使者向松井石根传达了总部的命令：免去华中方面军司令职务。对，没有“另有任用”的下半句。早坂隆在《松井石根与南京事件的真实》(文艺春秋社出版，2011年)分析中称，表面上看是松井石根的年龄到线了，可是实际上却是国际舆论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一片哗然，日本政府考虑来考虑去，决定把祸首松井石根抛出来。一是因为他暴虐残忍的性格，让屠杀一发不可收拾，二是因为他是所谓的“亚细亚主义者”，欧美都很反感他，推他出来正好平息众怒。


菩萨都救不了他

身上背负了30多万条人命，松井石根或许已经知道，自己终究难逃一死。三田雄司所著的《松井石根与兴亚观音》(三重大学人文学部出版，2009年)中，记载了松井石根晚年妄想祈求观音保佑的事情。1938年3月，松井石根返回日本后，在静冈县热海市伊豆山建造了一座“兴亚观音”，并在旁边修了一座庵，每天坐在里面诵读观音经！可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怎么会保佑这样一个人神共愤的大恶人！1946年3月4日，松井石根在被巢鸭监狱收监的前一夜，设宴招待亲朋好友。推杯换盏之际，他长叹一声：“我肯定是活不成了。即使死，我也希望自己是为振兴亚洲而死，成为人中豪杰。真不想让世人认为我是因为虐杀中国人而死。”这一段在田原总一郎的《日本近现代史的背后主角》(PHP研究所出版，2013年)中有过记载。

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松井石根还无耻诡辩，拒不认罪。他竟把日本对中国军民的残虐行为狡辩为“兄弟之争”，是“哥哥教训不听话的弟弟”，是“爱的战争”。他说：“我总是坚信日中之间的冲突是‘亚洲家庭’兄弟间的争吵。对日本来说，通过武力来保护受到威胁的权利和利益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像是兄长在长时间忍耐后痛打其年轻而又桀骜不驯的弟弟一样。这一行动是使中国恢复理智，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