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政府大肆举债 让全球气候目标的资金落实成问题
路透华盛顿11月18日 - 疫情期间各国政府为了维持世界经济的运转而大举支出，政府官员为此采取的财政应对规模为二战以来首见，旨在增加家庭收入，并让企业有机会奋力一搏，战胜这场健康危机。
但政府、企业和家庭也因此背负近300万亿美元债务，将使许多国家面临财政脆弱，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等紧迫性挑战时承受压力。
正当富国和穷国的政府都在对遭受重创的财政状况进行评估之际，通胀又在促使央行走向升息和收紧货币政策，这对负债国来说，只会雪上加霜。
“这意味着对政府和实体行业而言，借贷成本和利息负担都要上升。”国际金融协会(IIF)负责可持续性研究的主管Emre Tiftik表示。
“从中期来看，问题完全在于寻找资源为气候目标提供资金，但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他还提到为了避免气候危机，全球经济需要迅速脱碳。
本月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各国做出了一些减少碳排放的新承诺，但如何为这些承诺寻找资金并将其付诸实施，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
IIF认为，全球债务可能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顶点，到年底可能会由目前的296万亿美元小幅下降。
新冠疫情推高各国债务水平
债务与GDP之比(包括IMF的估计)
新冠疫情推高各国债务水平
但是，降低对碳基燃料的依赖和减轻气候方面的损害，预计需要公共和私人部门进行大量投资--根据世界银行一项估计，到2030年将需要大约90万亿美元。
目前还没有一个全球性的计划来说明如何提供支持，政府在气候方面的投资份额将不得不与社会福利、卫生医疗和其它因为人口老龄化等人口趋势问题而导致优先级上升的支出进行竞争。
发达国家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刺激措施成功提振了本国经济，在以低利率或近零利率为主导的大环境下，这一措施也是可持续的。但随着政策收紧周期的到来，意味着利息成本越高，新兴市场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也就越大，气候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低。
“增加举债的成本效益天平越来越滑向成本一端，”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们在上个月这样写道，并指出增加举债可能会造成政策受限，并对民间投资产生“排挤效应”。
**走向私有化？**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Amar Bhattacharya表示，低收入国家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一些国家已经面临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另一些国家则被排除在较富裕国家可获得的更有利的融资之外。
“偿债成本非常高，这可能与气候雄心和气候脆弱性相互影响，”他说，并敦促作出更多努力来重组这些国家的债务。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通常可以用本国货币进行低利率债务融资，而且就美国、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而言，它们的中央银行实际上有无限的能力来吸收债务和创造银行储备。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1年7月的预测显示，美国的偿债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在未来十年仅有小幅上升，从2020年的约1.6%上升到2031年的2.7%--即使到那时整体债务上升到GDP的106%，如果在前几年这一水平会触发警报。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Jason Furman说：“从经济上看，最先进的经济体现在并没有面临太多的债务约束。”他试图重塑关于公共债务的辩论，更多地关注偿还成本，而不是总金额。
但其政治敏感性促使国会官员削减总统拜登提议的气候投资。而且，无论是美联储政策的突然转变及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潜在影响，还是国会未能提高美国债务上限，都有可能造成干扰。
欧洲正在经历自己的平衡行动，欧盟各国政府正在讨论如何放松迫使政府将预算赤字保持在GDP的3%以下、债务保持在60%以下的规则。
大多数国家同意这些限制不再现实，需要削减债务的规模对大多数欧盟国家来说过于雄心勃勃，需要保持经济增长，并为欧盟在未来十年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每年6,500亿欧元腾出空间。
但是，在批评者质疑所有这些天文数字是否真的与净零排放相一致之际，很显然，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他们是否面临任何紧迫的债务压力，政府都得搞清楚怎样去完成大部分债务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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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19 07:01:28
